暑期，7部美国影片接踵而来。酷热的季节，京城影院藉此将再聚一次人气。令人慨叹的是，相对美国大片的煽风点火，国产电影再度陷入沉寂。该如何认识和评说中国电影业现状，民族电影业怎样应对新一轮挑战？就此问题，记者专访了电影界资深研究人士邵牧君先生。
记：您认为国内电影业长期难以走出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
邵：结症在管理。电影首先是一种高投入的工业化产品，其次才是艺术。并且电影艺术和传统艺术是不一样的。电影艺术是以受众为主，是一种怎样去吸引观众的艺术，而不是个人抒发情感的产物。既然电影业是企业，就应当按现代企业制度来管理，不能强调其特殊性。电影管理要强化服务意识，这也是国际电影管理惯例。而目前国内电影在管理上与国际潮流相去甚远。
管理上的弊端，源于观念上的偏差。对电影究竟是什么，在观念上应纠正过来。我一再强调电影是一种工业产品，其次才是艺术。首先，不应把电影当作一种宣传品；其次电影绝不是个人把玩的艺术。现在国内电影界，一是管理方面把电影当作宣传品看待，二是创作人员把电影当作传统艺术对待，而观众不吃这一套，他们说电影是娱乐品。这三方面是矛盾的。所以根本问题还是个理念问题。好莱坞电影为什么成功，因为好莱坞首先将电影当作一种工业化产品来经营，其次将电影做成一种休闲娱乐品，非常明确。
记：在不久前结束的电影导演协会年会上，关于电影立法呼声很高，请您谈谈电影立法的重要性。
邵：这要看这个法怎么立，不能光抽象、笼统地谈立法。在我看来，不是立法问题，还是个理念问题。法是由观念、理念决定的，理念问题不解决，立法没有用。总的来说电影是不需要再立一法的。电影业是企业，发行遵守合同法，办电影公司依照公司法，纳税有税法，制作上有版权法等，何必再立一电影法。世界上有电影法的国家非常少。有些国家的电影法是规范如何扶持和服务电影业的，是为服务而立的法。
记：那么，如何理解“依法治电影”？
邵：讲依法治电影，就是按照管理一般工业产品的办法管理电影。比如消费者发现奶粉有质量问题，可以投诉生产企业，责令整改。这叫事后管理和监督，这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上的一个重要理念。依法管理电影也应当事后监督，不应事先管制。
记：前不久针对电影票价该不该降争论异常激烈，您的观点是什么？
邵：很简单，目前电影票价脱离普通大众消费水平，是一种“暴利思想”在作祟。电影是大众化的消费品，应面向大众。按照国际惯例，一场电影票价应当是国民月均收入的1／100—1／200。如果月均收入为1000元，则为10—20元。而现在中国的人均月收入是多少，600元都不到。我认为中国电影的票价应该是5元，外来片应是8元，最多10元。另外，电影院环境改善应该是长线投资，不能在短期内靠高票价收回。
记：您说影院是“暴利思想”，可影院的处境又确实是艰难，有许多苦衷。
邵：电影院现在当然赔钱了，他们都是靠一部引进片挣些钱，添补点亏本，但这个办法越来越不好使。美国的电影在中国的吸引力会逐渐下降，像1995年、1996年的情况是不正常的。从长远来看，怎样培养老百姓看电影的习惯很重要。
记：同是亚洲电影，韩国电影在90年代迅速崛起，上座率不逊于美国大片。从韩国电影的成功上，中国电影应借鉴什么有益经验？
邵：韩国电影在一种宽松的创作环境中，拍摄得非常真实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电影一是虚假，二是缺乏想象力。另外，韩国电影的迅速崛起，与韩国民族非常强的凝聚力是分不开的。
记：暑假7部进口影片呼啸而来，而国产影片又一次尴尬地扮演了壁上观角色。直面入世的考验，民族电影业如何突出重围？
邵：如果根本性的管理理念不改变，中国电影将成为待宰的羔羊。改变管理理念，同时执行下述三个战略，中国电影将大有希望。第一是成本战略，在当前执行低成本战略切实可行；第二是差异战略，民族电影出路最重要是执行差异战略，真实表现中国人自己的生活，但要注意人才问题。好莱坞自己拍不出表现中国人真实生活的电影，但它的资本可以进来，可以出钱雇中国人去拍，好莱坞从二三十年代到现在，不知挖了西方电影界多少优秀人才，据了解，好莱坞已把中国电影界顶尖人才输入电脑开始研究，下一个说不准就是姜文或冯小刚；第三是集聚战略，就是有目标地选取电影市场，电影人一定要把眼光往下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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